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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动物保护者被疑难忍残害动物暴行自杀

2019-07-09 14:29:55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北京动物保护者被疑难忍残害动物暴行自杀

部动物福利法立法工作已进展到什么程度?它将给人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日前,本报赴京采访,试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33岁的王培坠楼身亡她是谁?

11月8日清晨6时许,王培从北京市朝阳区珠江绿洲小区11号楼24层坠落身亡。她的丈夫说,她“因无法忍受人们对动物的残害而自杀”。死前不久,王培刚刚就任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中方首席代表。

12月16日,来到绿洲小区时,人们大都扫来不解的目光:“都死这么长时间了,有什么好问的?为了小猫小狗的事跳楼,值吗?”王培生前住的屋门紧闭,好不容易与王培的丈夫联系上,他一听是,就挂断了。

朝阳公安分局处理此事的周警官说,现场没有发现遗书,由于王培的娘家及婆家均没有提出死亡调查请求并很快火化了遗体,因此警方没有就死因立案侦查。

跟王培结识已经5年的北京市海淀区林业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动物救助分会会长吴天玉回忆说,王培在去世前3天在“农场动物福利与肉品安全国际论坛”上看到人们残忍地宰杀动物的录像,当时气得脸煞白。会上大家提到目前国内为动物立法难度很大,她“看上去很忧郁”。

王培的好友菡月评价她,“待人和气,有心,精通外语、社交能力强、富于爱心,能很方便地与国际沟通”。

在北京”王培们”有上万亾

王培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2003年从一家薪水颇丰的外企辞职,专职做动物保护志愿工作。

“王培不该干这么难的活啊,如果不做这个工作,她绝不会走上绝路。”据菡月回忆,“她在家里养过几只猫,她爱人很反感。(他们)搬进新家后,她答应不再养猫,养猫的事弄得他们夫妻关系挺紧张。”

朋友们整理出一份王培的动物保护履历:2003年辞职后在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从事动物救助工作;后又在北京市海淀区环境保护协会动物救助分会工作;2003年8月,与环保组织一起赴内蒙古赤峰进行动物保护调研,并担任瀚海沙论坛“素食、动物、环保”版的版主;2003年10月,在北京爱心福利社工作,同时加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莽萍主持的环境与动物伦理研究小组,与莽萍等一起赴山东聊城调查注水牛;2003年11月,积极参与推动淘汰养熊业,宣传使用熊胆替代产品;2004年5月,向有关部门呼吁动物福利立法;2004年11月,协助召开“中国野生动物园观察”总结报告会,呼吁停止滥建野生动物园,停止现有野生动物园内的“活体喂食”表演及部分虐待动物的“动物表演”;2005年3月~4月,与有关组织和媒体调查研究虐杀狗问题,并对通州区政府部门颁发肉犬屠宰证进行调研;2004年11月,调查河北肃宁尚村皮毛市场活剥狐狸、貂、貉等动物皮问题,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和媒体反映问题。

“在大多数时间里,她在为改善动物的生存条件而奔走。像她这样的人在北京有上万人。”一动物保护站论坛版主、名“推土机”的毕群说,这些人大都在芦荻的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吴天玉的海淀区林业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动物救助分会、张吕萍的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等大大小小的组织或站论坛里活动。他们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家养派”。他们的家成了流浪动物的中转站,有人领养就送养,没人领养就自己养。二是“圈养派”。建立专门的圈养基地,收容的流浪猫狗,等人领养。三是“绝育派”。自己上街见了流浪猫狗就引回来,有病的治病,没病的做绝育手术,之后有人领养的就送走,没人领养的就自己在家里养或放到社区投食点。

志愿者之”家养派”--还有个叫张莹的,为了养40多只流浪猫,连加拿大的国籍都不要了,她们都是舍不得这些小可怜呀。

杨丽萍,退休工人,有10多年的“救猫史”。现在,她仅有36平方米的家里活跃着36只猫。“我看到这些流浪猫,心里就可怜得不行,非要把它们带回来不可。你看这只猫,一个月前捡回来时骨折,浑身是伤,我花了3000多元钱才给它治好,看它现在多欢腾。”

杨丽萍还养着社区里的十多只流浪猫。“我顾不过来,每月给邻居老太太200元猫粮钱,让她帮助喂。为家里这些猫,我每天早上8点起床后得收拾4个小时的家,清理猫粪猫尿、拖地板,这段时间都顾不上接。过了中午,我才看看里有啥事,大多是猫友们让去接猫的或者是让陪着给猫看病的,出去办事最多两三个小时就得赶紧回来,不然家里就被闹得不成样子了。”杨丽萍正说着,一股刺鼻的臭气扑面而来。“这是猫屙了。”她立即拿着扫帚等去清理。“每到夜里,闻到这气我就得立即起床清理,为这事,我与爱人打了无数次架。说心里话,我爱人和姑娘也真受委屈了。”

“这些都是送不出去的猫,我得一直养到它们老死。”她指着其中一只白猫说,“这只猫跟我10年了。家猫的寿命一般是15年,我要是死到它们前面了,我会死不瞑目;要是我死到它们后面,我会伤心多少次呀,死一只我得哭一回。”

史艳林,退休干部,家住海淀区塔院小区,从小爱狗。一进她家,一股浓重的气味扑面而来,一群小狗也欢叫着向主人和扑来,其中3只各拖着一条残腿,还有一只瞎了双眼。

“客厅里有5只残废狗,书房里有两只‘囫囵狗’,它们见面就咬,只能分开养。”史艳林一边清扫狗屎一边让看两只“囫囵狗”干的好事——一个露着海绵的真皮沙发垫。它们虽然身上“零件”都全,但当初也都是被她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去年8月两只小狗被动物医院认为治不好扔了出来,她拾回家花两三千元钱治好了它们的病。

老人说,几十年来,她没有积蓄,“钱都花到猫狗身上了。但我可不孤独呀,通州一个大妹子,因为爱人不爱猫,她宁可离婚,现在家里养着12只残废猫。还有个叫张莹的,为了养40多只流浪猫,连加拿大的国籍都不要了,她们都是舍不得这些小可怜呀”。

据了解,像这样年过50的爱猫爱狗族大都终身单身或与爱人关系紧张。“一门心思都扑到猫狗身上,咋有精力顾人呀!”一名动物论坛的版主如是说。

志愿者之”圈养派”--吴天玉的基地从1993年建设以来也已三易其址,光在这上面就花了200多万元。

海淀区某小区一栋楼房内,年近八旬的芦荻正在写怀念毛主席的文章,一只小白狗不断地在她的书桌旁哼哼,老人轻声说:“小雨,你闹什么,妈咪有事,你不知道吗?”听了这话,小白狗果然不叫了。芦荻对说:“它是在一个雨天救下的。”

因精通古典文学,芦荻老人在1975年被患了眼疾的毛主席请去朗读古籍,从此成为名人。不过此后她在动物救助方面的名气更大。

上个世纪80年代,芦荻在美国了解到动物保护组织,回国后便奔走筹办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如今这个协会已有1万多名会员。

芦荻向外面公布了自己的,承诺可以救助那些流浪猫狗。起初在家养,实在养不下,她便斥资数百万元建起了救助基地。随着小动物越来越多,基地先后三迁,从最初大兴县青云店迁到海淀区四季青乡南平庄,再迁到海淀永丰乡西玉河。儿女从美国寄回的钱她全花进去了,甚至还卖过家藏的善本书、卖过母亲留下的清代家具。半个月前,她退掉了儿子在小区里买的车库。

“下午两点就有人来催要狗粮钱6520元,可我手头只有新收到的会费5100元,咱尽快说完话,我得出门借钱去。”芦荻告诉。

在昌平区兴寿镇香屯村,一个叫个珍宠园的院落里,养着吴天玉送来的40多只狗和70多只猫。12月19日中午,一批志愿者送来了食物、棉被和捐赠的100元钱。“太冷了,送两条棉被给猫狗们盖,别冻着了。”志愿者谢文说。

和芦荻的基地命运相仿,吴天玉的基地从1993年建设以来也已三易其址,光在这上面就花了200多万元,这些钱都是她和会员们从生活费里挤出的,其中外来捐赠不过3万多元。吴天玉的一名会员告诉,吴天玉在1999年办起了海淀区林业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动物救助分会,为了这个事业,她个人投入的资金不下80万元。“为了这些小动物,吴会长一直独身。”

志愿者之”绝育派”--逮着就阉让流浪猫狗们从数量上逐渐减少是以董兵为代表的年轻人的普遍做法。

“不好意思,我正忙着呢。刚刚有人送来只猫,我得趁着天没冷下来,赶紧去医院给它做绝育手术。”当联系名“回头是岸”的爱猫族董兵时,他急匆匆地说。

逮着就阉让流浪猫狗们从数量上逐渐减少是以董兵为代表的年轻人的普遍做法。与老志愿者们不同,董兵这些年轻志愿者都是兼职,他们不会因为爱猫而放弃本职工作。

“猫的孕期是3个月,从理论上讲,一对成年猫每7年就能繁殖后代23万只。如果不给它们做绝育手术,谁也受不了。”董兵的这一思路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广泛认同。据说,最初芦荻反对“宫刑”,后来她的基地出现了大批嗷嗷待哺的新生命使得粮荒愈演愈烈时,她才接受了这一“没法征得小猫同意”的“武断做法”。

“猫咪有约”和“幸运土猫”是积极呼吁这一做法的众多爱猫站中的两个人气最旺的站。从2004年1月成立以来,“猫咪有约”所在的宠物中国站从访问量上“堪称世界第二大”宠物站,经这里牵线搭桥救助的猫不下1000只。

河南籍的站负责人吴正凯说,一旦发现有流浪猫,他们会在上发信息,让人去救,在救下并做过绝育手术后,他们会在上发图片,招募领养人,给小猫找新家。

爱动物的”王培们”为什么不爱自己?

据吴天玉掌握的统计数字,北京市现有100万只流浪动物,其中猫80万只、狗20万只,而动物保护志愿者只有万把人。“我们这些人太爱动物了,甚至不会爱自己、爱家人。王培从事了多年的动物救助和宣传工作,对我们这些人的付出和牺牲有很深了解。她曾对我说,他们年轻人绝对不能走我们的老路,一定得有所突破,但突破口在那里呢?”

有一件事是芦荻心中排遣不去的块垒。去年4月,海淀区有个小姑娘给她打,说她奶奶养的一只猫上午不见了,有人看见她家隔壁的饭店正准备活剥猫皮。她奶奶听说赶快去看,正是她家的那只猫,她要求店家放生并赔偿,店家说:“你咋能证明是你家的猫?你有猫证吗?你能让猫承认吗?”老太太叫来派出所民警,可民警说他们管不了,处罚店家没法律依据。芦荻跑到现场去协调,想让店家认个错,但没有成功。“猫别说生命权受尊重了,连相当于家庭财产的地位都得不到,人们可以随意处置而不受任何制约。这咋不让人伤心?”

志愿者杨丽萍说,虐猫者必须受到惩罚,可是没有相应的法律。去年秋天,她路过一集贸市场时,发现一个卖烟的摊主将一只白猫装进塑料袋往地上摔,她制止无果,还被嘲讽为“爱管闲事”。她后来暗中盯了卖烟的摊主很长时间,终于抓住他卖假烟的证据,让他受到了惩罚。

在宣武门附近的一家火锅店,采访了正兴高采烈地吃狗肉的食客们。一名山东的客人说:“狗生来就是让人玩、让人吃的,不吃能养它?等它老死火化不成?”一名广东客人说:“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河里游的,想吃就吃,谁有权拦着?除非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只要打个人工驯养的招牌就行了,谁能分得清?”一名北京顾客说:“猫狗这些动物就是东西,东西就是受人支配的,它有什么选择权?能让人高兴,就是它们的本分,对它们讲什么‘人道’?”

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还有学者,其中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是高调且知名的。他认为,“如何对待动物与道德无关”,为动物福利呼吁不仅没必要,而且有害。首先,人类如何以己度动物?标准该按谁的?其次,不养猪,也就没有理由对养猪的说三道四,即使打官司也是养猪人代表猪“出庭”。要想提高猪的待遇,除非你出钱,不能摊到消费者身上,这样才合乎情理。我们吃什么是饮食文化传承下来的。以虐待动物为乐是一种心理疾患,需要的是心理治疗而不是道德谴责。

家住塔院小区的高级医护人员郭洪不能接受赵教授的观点:“猫狗等小动物不同于马牛羊等动物,后者不依赖人而生存,但前者是人的伴侣动物,经过人类长期的驯化,基本上丧失了野外生存的能力。人们需要时就要,不需要就扔,始乱终弃的做法怎能说明这样的主人有道德感呢?”

王培还会有下一个吗?

“我已从单纯救助猫狗的泥潭中跳了出来,我觉得靠这种救法,永远救不完,我们得呼吁全社会爱护动物,只有全民行动起来,才会有成效。”“推土机”毕群说,“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出现下一个王培。”

毕群是某科研部门一位搞卫星技术的高级工程师。在此之前,他与爱人一直在走“有扔就拾、有病就治、抱回就养”的老路。

但时间长了,毕群发现,这是一个“走不到头的死路,能得到救助的猫非常有限,对有着几十万只流浪猫的北京城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爱人对猫毛过敏,于是在搬进新房后,他狠了狠心将手头所有的猫送了出去,开始做爱护动物的宣传工作。

在北京的高校、中小学,毕群和吴天玉等志愿者借助签名活动不厌其烦地向同学们讲解。在一些社区,他们极力游说社区为辖区流浪猫搭猫舍、设置投食点、筹资做绝育手术。可喜的是,西城区的教育部家属区和大兴区的宣颐家园社区已接受他们的观点,开始为这些流浪猫重建家园了。

“只有建立动物福利的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人们遗弃、虐待动物的行为。”曾是北京市第12届人大代表的军人李晓溪说。

“一提起动物福利,就有人说:‘现在人的福利还没解决呢,说什么动物福利,岂不是天方夜谭?’”提起他劝说别人时的情景,李晓溪满脸激动,“这时我就说动物福利与人的福利不同呀。人的福利是如何改善生活条件,动物福利是如何活下来。无非只有五个小小的要求: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通俗地讲,就是在动物饲养、运输、宰杀过程中要尽可能地减少痛苦,不得虐待。况且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都制定了动物福利法,包括许多比我国落后的非洲国家。”

当然,短短几句话需要大量的证据支撑。为此,李晓溪等人整天研读这方面的文献,如今俨然成了动物福利专家了。同时,每年北京市人大会议召开前夕,莽萍、吴天玉、芦荻等人都要叮嘱她坚持提动物福利立法的事。

在包括李晓溪在内的诸多代表的坚持下,今年5月8日,含有一句“动物福利”内容的《北京市动物卫生条例(征求意见稿)》终于在北京市政府站上进行了公示。但在5月10日,此稿便被撤下来。据称,某些专家认为这项立法过于“超前”,将遭遇执行难等现实因素。6月13日,北京市法制办孔繁荣处长解释称,北京市人大五年立法规划中并没有这项法规。

“不过,令我们高兴的是,今年10月26日,海南省有关部门组织多名国内外专家及部分省领导就出台《海南省动物福利法》一事进行研讨,会上,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透露出明年年初将召开听证会,以促成该法早日出台。这是我国动物福利法立法的第一道曙光呀。”李晓溪兴奋地说。

采访了起草这一法案的中国科技大学法学专家宋伟教授。被称为我国动物福利教学第一人的宋教授说,这一法案的缘起,跟海南“建设生态省”的理念分不开。该省有关领导非常重视,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鲍克明、省政府副秘书长许前飞、省安全厅厅长熊方明等领导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发言。他与有关专家在起草这一法案时,在参考国外动物福利法律的同时,也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较为保守的行文,“绝对不能照搬外国的法律条文,毕竟我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尚待提高”。但对于此法案是否能获通过,宋教授审慎地说:“现在很难讲,得看明年再说。”

对于我国动物福利立法前景,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蒋劲松博士分析道,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漠视动物福利的观念短期内很难完全改变,种种虐杀虐食的传统一时也难以根除,不承认“动物生命权也应得到尊重”极为普遍,这是立法的难题。

但是,这方面的立法也有越来越强大的推动力。蒋劲松说,一是国际上的舆论压力和“畜牧、水产品国际贸易壁垒”。前两年,随着中国加入WTO,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关税措施阻止中国农产品大举进入,绿色壁垒(或称环境壁垒)使中国农产品出口损失严重。近年来,国际上又接连发生了一系列养殖产品出口遭退货甚至抵制事件,原因就是他们怀疑我方产品不符合动物福利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盟与智利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中,便加入了“动物福利”标准的条款,欧盟甚至希望将“动物福利”问题列入世贸组织多哈谈判议程。也许用不了几年,“动物福利”也如近年来强调的环保与卫生检疫的“绿色壁垒”一样,迅速成为国际贸易中一个新的“关键词”。我国作为其中一员,不可能不受影响。动物福利不仅牵涉到动物的利益,即使从国人的经济利益角度也是必须考虑的。

二是国内越来越多的爱护动物的志愿者呼吁,全国性的《动物福利法》如果制定起来比较困难的话,那么,少数沿海发达地区率先进行地方立法却不是不可能的,海南就是一个很好的苗头。北京即将迎来2008年奥运会,“人文奥运”的口号要落在实处,制定一部那怕门槛很低的《动物福利法》也是非常必要的。退一万步讲,就算制定完整的《动物福利法》有困难,也完全可以分散立法,让动物福利的精神分散在不同的法规中,渐次出现。

“对于立法,我们不能过于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但对于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应抱有足够的期待,关注弱小的程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风向标。作为弱小无助者的动物们也必然会等到我们采取立法的方式关注它们的那一天。那时包括王培在内的所有为动物保护事业奔走呼吁、付出热情和牺牲的人都会感到欣慰的。”蒋劲松博士说。

“王培去世后,我们专门召开了一个王培追思会,反思我们在救助动物的时候是不是也应时刻救助自己。也要善待自己,不能再做无谓的殉道者。如果不是出了这件事情,我们真是无暇考虑自己是不是也该为自己的心理减减压,是不是也该调整调整心态,关心关心自己……”吴天玉会长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下一个王培悲剧出现。” □杨振东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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